“十四五”时期，我国构建起全球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，中职、高职及职业本科的层级结构不断优化，为学生提供了扎实的就业技能、多元的升学渠道以及持续发展的坚实后盾。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紧密贴合国家战略与区域经济需求，新增专业以工程技术类为主导，广泛覆盖国民经济各重点领域。职业教育为现代产业体系贡献了超70%的新增高技能人才，成为锻造大国工匠的关键阵地，为制造业转型升级与实体经济壮大提供了有力支撑。
“十五五”是我国迈向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关键五年，也是跨越中等偏上收入阶段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时期。面对产业升级、技术变革、人口结构转变与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，必须准确把握新时代职业教育使命，持续优化教育生态，推动发展模式从“规模扩张”转向“质量提升”、从“体系完善”迈向“系统强大”，加快构建深度融合的产教协同育人机制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技能人才支撑。
值得留意的是，二十届四中全会公报明确要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，筑牢实体经济根基，着重指出发展经济应聚焦实体经济，朝着智能化、绿色化、融合化方向迈进，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。公报还强调，要加速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，催生新质生产力，这无疑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指明了前进道路。未来职业教育必须紧密对接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需求，聚焦智能化、绿色化、融合化三大方向，推动专业设置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，加快培养一批能够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、掌握先进制造技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，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。
一、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成为战略任务
大国工匠和高技能人才作为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关键部分，如今被摆到了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。党的二十大以及二十届三中全会均明确指出，需创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，进一步强化大国工匠与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力度。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（2024－2035年）》也强调，应“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，致力于培养大国工匠、能工巧匠和高技能人才”。
目前，我国职业院校每年向社会输送超过1000万名毕业生。在现代制造业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中，职业院校毕业生占新增一线从业人员的比例超过70%。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已超2.2亿人，高技能人才突破7200万人，为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坚实人才支撑。
然而，当下我国制造业正处于从“中国制造”迈向“中国智造”的转型升级关键阶段。传统职业教育偏重通用技能的培养，难以满足技术密集型产业对精准、高端人才的需求。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，人工智能、生物医药等前沿行业涌现出众多新技术岗位，对人才的要求不仅要有扎实的理论知识、精湛的实操技能，还需具备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。因此，推动职业教育向专业化、技术化方向转型，聚焦高端产业与产业高端需求，重塑人才培养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。未来五年，职业教育将逐步从传统化、通用型培养模式，转向以产业链关键环节为纽带的专业集群发展模式，推动跨学科资源整合与优化。
二、职业教育体系版图“蝶变”
当前，我国职业教育体系重心正逐步适度上移。202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，中职、高职（高专）与职业本科在校生比例约为30:43:1，反映结构仍呈“低重心”特征，难以适应产业迈向中高端对高层次、复合型技术人才的迫切需求。
截至2024年，全国共有中职学校6862所（校均1792人）、高职院校1562所（校均11299人）、职业本科学校51所（校均7977人），职业教育在校生总规模达3035万人。未来五年，我国将持续优化体系结构，逐步形成以中职为基础、高职专科为主体、职业本科为牵引的现代职教体系，实现中职夯实基础、高职提质培优、职业本科高标准引领的发展格局。
专业结构正实现大类优化与动态调整。过去专业划分偏细，设19个专业大类、97个专业类、1434个专业，专业点总数达12万个，虽覆盖国民经济各领域并全面对应联合国产业分类全部41个工业大类，但调整机制滞后，难以及时响应新岗位需求。《职业教育专业目录（2021年）》于2024年12月完成最新一轮更新，体现持续优化、动态调整特征。新增专业深度契合实体经济需求，尤其聚焦先进制造业、数字产业等新兴领域对技能人才的全新要求。未来五年，我国会持续加大专业设置调整优化的力度，促使专业结构与产业升级精准对接，有效提升职业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适配度和支撑作用。
三、产科教融合走深走实进阶
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伴生，产教融合作为其基本办学模式，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的背景下，具有重要战略意义。需深入洞察教育、科技、人才一体化统筹的内在逻辑，这三者构建起知识生产、运用与再生产的循环系统。推动教育、科技、人才形成良性互动循环，能产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果，也必将推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朝着产科教融合的方向深入转变。这一转变是从松散协作迈向同频共振的质变，正成为驱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。
职业教育若要实现深入发展，职业院校与企业就必须双向联动、彼此赋能，构建起“彼此交融、密不可分”的共生关系，达成从“表层结合”到“深度融合”的实质性转变。其核心要义在于践行“合作办学、合作育人、合作就业、合作发展”，根本目标在于推动职业教育往深里走、往实里走、不断进阶升级。
未来五年，产科教融合需“走深”，体现为由浅入深，推动项目实体化运作，构建从“朋友”到“盟友”的稳定利益共同体；“走实”，意味着由虚向实，实现成果从“样品”到“产品”的有效转化；“进阶”，要求体系层层递进，目标从培养“一技之长”转向造就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，形成系统化、高质量的育人格局。
四、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
职业教育具有情境依赖性强、实操要求严苛的特点，教学成本相对高昂。当前，数字化转型正深度改变职业教育生态，促使教学从资源重组迈向模式革新，达成规模化教育与个性化培养的有机结合。数字技术已不再仅仅是教学辅助工具，而是升级为引领教育系统性变革的关键驱动力。在教育部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的推动下，虚拟仿真实训、智能学伴等创新教学形式正迅速普及。
面对数字化浪潮，职业教育需从两方面协同推进：一是融入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，依托数字技术破解优质课程资源短缺、实训条件不足等难题，全面推动办学模式、教育形态、教学方式和人才培养机制的数字化升级；二是主动适应数字经济发展，精准把握产业升级与职业演变趋势，深化教育链与产业链融合，增强人才供给与经济需求的适配性，持续优化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内容与方式，系统培养具备数字素养与技能的高素质人才。
数字化正引领职业教育迈向全面且深度的创新阶段。在未来五年里，需重点打造一个融合虚拟实训、智能评估及资源共享功能的数字化教育全新体系，以此为高技能人才的终身学习与持续发展筑牢根基。
五、职业教育呈现“出海热”
积极推动“职教出海”，既能彰显我国职业教育的蓬勃生机与制度优势，又能拓展教育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广度与深度。当下，我国职业教育“走出去”已从零散尝试步入规模化、体系化输出的全新阶段，正逐步成为服务国家对外开放、助力全球产业链布局的关键力量。随着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持续推进以及中资企业全球化布局的加速，本土化技能人才匮乏已成为企业海外拓展的显著瓶颈。
未来五年，应构建系统化的职教出海体系。职业教育应持续深化“教随产出、校企同行”模式，推动中国技术标准与人才培养体系走向世界。在积极投身“一带一路”建设、推进职教资源海外输出的进程中，要加快建立政府引导、企业牵头、院校参与的多方协同“出海”机制。鼓励职业院校携手行业领军企业，共同打造海外职业技能培训中心，培育既熟知中国标准又对中国友好的技术技能人才，持续增强中国职业教育品牌的国际影响力与竞争力。
来源：《中国青年报》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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